说起1960年底到1961年初南阳的“民主革命补课运动”（也叫“整风整社”和“拔钉子”运动），我认为首先是平息民愤，调整干群关系，稳定农村局面的需要；对那时相当一些受冲击的基层干部来说，领教一下“水能载舟，亦可覆舟”的厉害，也是一次很好的启蒙教育，是一件以“打”促“教”的好事，其针对性和必要性显而易见。
大量官方档案资料表明，南阳不少基层干部在厉行管理职责时，不择手段，行为极端，违背常理，犯了众怒。
请看“民主革命补课，”时南阳地委上报省委的“”中汇报的下列情况：
在组织农业生产“”、“护秋”（即保护地里未有收获的玉米、黑黄豆、红薯等秋作物）过程中：“唐河县大河屯公社党委委员孙松科在秦岗一个大队就毒打群众123人，其中7人被打致死，95人被打致伤。该大队治保主任李玉勇一个人就毒打群众300多人。湖阳公社高营大队一队包产队队长高建中，一个人就殴打群众 67人，其中打死8人，打伤25人。此人边打边恶狠狠地说：“人死了有拖拉机干活，死了人不要紧，我给公社党委说！”（摘自南阳地委（1960）《关于唐河县整风整社试点报告.073面》）。
新野县在棉花征购任务“大搜查”行动中：“对全县144个生产大队的 10，899户进行了大搜查。没收群众被套、棉衣套1794个，棉裤套1486个，棉捻子4453斤，土布22736尺，逼迫农民提前摘掉青棉桃和末桃棉74264斤；在水利化、食堂化等运动中，毁掉群众房门4965副，扒出棺材412个，摔砸群众小锅无数”；“1959年冬，新野县幸福渠工地上，城关大队干部高玉广让民工40人编成一个报喜队，寒冬腊月天气里，威逼民工劳动中实行赤脚化、裤头化、光脊梁化、光头化。沙堰公社的带工者还强迫青年男女社员都脱光上衣劳动，美其名曰‘干劲冲天，不要布衫’”。
“该县还私设岗卡70多处，随便拦路盘查，非法拘留外出逃命的群众997人；私设劳改队、集训队、立功赎罪队，将他们都以为有毛病的群众抓到里边进行劳动改造。栾培泽还亲自指令举办一个由100多个社员组成的‘劳改队’，一直到1960年11月底整风整社才开始遣散。”（摘自）南阳地委（1961）026号《关于新野县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》）。
“邓县在组织各级干部大挖粮、棉、油产量的潜力中，扒掉和没收群众的被套、裤套重量达50多万斤。县商业局干部周好仁的叔父死亡十多天后，其尸体也被扒了出来，把衣服脱掉，把被子子的棉花扒出来抵作上交任务”（摘自南阳地委《关于邓县整风整社的报告》）。
“西峡丹水公社1959年10月至1960年10月共扒坟5329座，其卓沟大队长卓曾彦组织的一扒坟专业队，就扒坟1500多座，致使方圆6里范围内无一坟。社员桑华甫18岁的妹妹埋后3个月，也被扒出来，将其棺材抬到内乡卖了35元钱”（摘自1961年1月14日，西峡县委《关于丹水公社整风整社的报告》）。
“方城县为了按时完成罗汉山水库这一重点水利建设项目，“一刀切”规定：“参战民工每人每天一定得完成10方土的任务，谁完不成不准收工；实行任务到人，达成目标者吃奖励馍，完不成者受辩论，辩论面一定要达到20%；病号必须控制在1%以内，每营（500人左右）不允许超出5个人，其余一律上工；小雨不停工，大雨听命令；每辆牛车每天必须运30车土，不准晚上喂牛；干部开会和民工解手迟到要罚饭；按推土多少核定吃饭标准等等”；“补充规定”是：“五人联保；不干活没饭吃，逃跑被抓回来不给饭吃，上工晚不给饭吃，添客不给饭吃……为此处罚、打的人没办法统计”（摘自《南阳地委关于方城县整风整社的报告》）。
“南阳县境内中小型水利工地14处，严重违法乱纪的就有满庄岗、跃进二渠工地、瓦店中干渠、彭李坑、中岗庙、龙王沟等9个水库建设工地”；“中岗庙水库组建了‘火车站’和‘扫暮气专业队’，每天评比检查三次。程序是：先吹‘冲锋号’，再擂‘三通鼓’，随后扫暮气专业队出发，巡回各工地检查，发现跑的慢的，拉的少的，挑的浅的，喊口号不响亮的，立即架到‘火车站’进行‘开火车’：即两头分别站着扫暮气专业队队员，对他们都以为暮气者，当‘火车’推来推去。溧河公社柿园大队治保股长刁德印在跃进二渠工地带工时，该大队有3个妇女家里因缺吃的，相继饿死了亲生儿女或爹娘。他却逼着这3个妇女一边干活，一边高喊：‘一舍爹，二舍娘，三舍孩子上战场’口号，谁不这样喊就不让谁吃饭，以至于旁边的群众骂刁德印是禽兽。”（摘自南阳县委1960年12月9日《关于整风整社情况的报告》）。
内乡县委“关于赤眉公社刘营大队赵沟包产队社员任德川上吊自杀的情况报告”，是典型中的典型：
“地委：赤眉公社刘营大队赵沟包产队社员任德川，现年52岁，富裕中农成份，全家7口人，有爱人和5个孩子。死亡的原因：有病，死法：用“阎王坠”上吊自杀。其它原因：去年（1959年）10月，死者在斩龙岗水库劳动时，因工程量增大，要增加劳力，队里便让其爱人到余关水库上干活，留下4个小孩（大的13岁，小的6岁）无人照顾。1959年11月17日征购棉花时，该队包产队会计赵国显（已撤职），深夜翻墙进屋，将4个小孩子所盖被子里的棉花全部扒去，抵交队里棉花上交任务，造成4个正在睡觉的小孩子仅靠一个被单御寒。夫妻俩为此十分伤心，啼哭多次，不得已将一个小孩寄送到外婆家，3个小孩借宿到邻居家里睡觉。今春初，任德川从水库回到家里，因没带粮票，包产队食堂不让吃饭，受刺激患上了精神病上吊自杀。
（县委认为），任德川资本主义思想严重，对现实社会不满。解放前他家4口人，有土地30多亩，解放初又买土地多亩。1958年转人民公社时，他将一群羊卖的只剩下一只，还将一头大锅砸烂卖铁。今春从工地上回来后又将私藏的大铡、席子和箩头卖掉，加上又有人讽刺他，这是他患精神病的又一个诱因。
面对一家人无端遭欺，家长上吊自杀的悲惨景象，县里不仅不自责，死了还要对其大批判一番。这个县的政治水平、“民本意识”竟如此低下。
类似这样的典型案例在当时的南阳境内举不胜举，其行为就是像“钉子”一样狠狠地扎在人民群众的心上，稍有一点人性的人都不堪忍受。
话又说回来，这全是基层干部的责任吗？当然并非是！请看1958年1月27日的河南日报“是当促进派还是当促退派？”的重要社论。该社论说“按常规办事，实话实说，实事求是”是“满足现状，右倾保守，思想落后于形势”，违背“敢想敢干”精神。
1960年12月22日晚，唐河县委毕可旦，在写给接替他的安成美书记和南阳地委的绝笔信中，披露了这么一件事：为制止开会乱打、乱推搡人问题，毕可旦曾点名批评前毕店公社李树森。可在唐河县蹲点的地委第一副书记孙电如却说，城关公社书记宋德福在辩论会上推搡人的做法是难免的，积极分子恼了推搡几下能够理解等。这让本想大抓一下干部作风问题的毕可旦，相当尴尬。“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”南阳基层干部后来比着放肆，与孙电如在唐河县开的这个坏头，有直接关系。
还有“一个巴掌拍不响”的问题。在保卫人民社，保卫集体财产的口号下，那怕偷队里一个红薯，抜集体一个萝卜，掰一个玉米棒，烧一把黑黄豆都属于“破坏行为”。进入1959年秋以后，由于干旱造成粮食减收，征购任务没减反增，饥馑问题恶性发展，以至于出现：“十个社员九个贼，谁要不偷饿死谁”局面。基层干部放任自流当然不行。可真要管起来真得罪人。还由于大队以下的干部大多数都是文盲或半文盲，说不出来道道，只会骂人、推搡人或打人：“叫我讲理我不会，就会骂你和擂捶”。“在其位谋其政”是天职，但在“非黑即白；非‘左’即右；非正确即错误；非好人即坏人”极端理论的误导下，越忠于职守下手越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像开头那些违法乱纪事件也就发生了，与社员群众结下的“梁子”也就慢慢的变多了。
1960年11月12日，以河南省常务书记杨蔚屏为组长的省委工作组进驻南阳。
第一站，拔掉的是方城县宣传部长张国良；第二站，拔掉的是唐河县委副书记齐广录；第三站，拔掉的是新野县栾培泽；第四站，拔掉的是原邓县县委王学圣、县长韩太运；第五站，拔掉的是淅川县委梁宏江，县长李磊石……（以上材料是时地委办公室主任范广畯2015年初提供的）。
按照南阳地委《关于“拔钉子”运动总结报告》：“从1960年11月中旬到1961年元月29日，区内128个公社揭发出钉子干部4.8万多个，立即拔掉4万多个，占应拔面的92%，为县以下基层干部总数的44%；分别被关进各县（市）‘特训班’或‘集训班’的就有25143人。”
“六个重点公社的情况是，全区抽调3201个干部分别在邓县裴营、镇平贾宋、方城独树、南阳县金华、泌阳城关、南召崔庄六个公社整风整社试点。截止1961年1月7日，据其中五个（缺邓县裴营）公社288个大队统计，转入大战‘五风’的有71个大队，正在开展斗争的217个大队，发现‘钉子’干部6267人，已拔掉6242人；确定斗争对象5089人，已经斗倒3582人，正在斗争的1021人。”
“唐河县拔出‘钉子’干部7431人，逮捕、集训、特训3760人，其中县委副书记3人，十万人大会上一次逮捕20人。”
“新野栾培泽撤职查办，县长孙文华停职反省，集训县以下干部782人。邓县原王学圣，方城县委郭振唐，淅川县梁宏江，县长李磊石，县委书记处书记程晋卿等一大批县委、政府主要负责人都被抓进了监狱。”
至于当时的群众反映，时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、南阳地委书记、淅川县委丁乃光有一段文字：
“我们走到大街上，便被一群人围上来，诉说他们的队长如何恶劣地打人、，叫我们到他们的队里去。一到群众家里，便来了头上戴孝的妇女哭泣控诉，不是饿死了爹娘，便是被逼走了丈夫和儿子；不是队长打人，多吃多占，便是队长扣粮不发，或被扒了房屋等等。每听一次控诉，都令人鼻酸眼软，令人发指，犹如上了一次活生生的阶级教育课。”
当时的农民们虽肌瘦如柴，面部焦黄，却扬眉吐气。他们整天除议论“吃”外，还相互打听这个队长被抓，那个大队干部被捆绑进城的新鲜消息。“队长、队长你咋啦? 整风整社整垮了。低拉着头，并着脚(jue)，看你摔锅不摔锅”；“支书队长正开会，来了一群工作队。绳捆索绑押着走，关进黑屋去受罪”……就是幸灾乐祸们的“杰作”；还总嫌该抓的没有抓，批狠斗的斗的轻了，很不过瘾，这就是当时的“人心”。
2007年8月7日，我找到了曾当过“钉子”的新店公社亓国元，询问相关情况。亓国元说，南阳县第一个被抓的是金华公社李广胜，因为金华公社1960年春上“锐减”人最多。为了彰显声势，抓他时，县里专门弄一辆敞篷车，把他五花大绑后让其站在前边紧靠车帮处。胸前挂一个很大的纸牌子，上面写着“钉子干部”。汽车从金华乡政府驶出，到南阳县政府大院，沿途50华里的群众有的撂石头子，有的撒坷垃，有的吐唾液。其实，李广胜到底为啥被抓，群众们谁知道？农民仇恨钉子干部就跟现在恨贪官一样。
说到自己为啥成为“钉子干部”？亓国元说，1958年转人民公社时，我叫公社秘书少报1万亩土地，所以后来的高征购问题，新店公社稍微好受一点，锐减人最少，但毕竟是个把柄。还有一个问题，1959年秋我到鸭河口工地看望新店公社民工时，曾在会上讲，新店的民工们不能欺负别人，但也不受别人欺负。一旦听到有人说，我把欺负咱的外公社的人打倒了（当然不是让他们把人打坏），你们都应当高兴！说明这小伙子是一条汉子；谁要说，我被某某公社的民工打倒了，受委屈了，你们就问问他，你那俩手是干啥的？这以后新店公社的民工在水利工地上没人敢惹，以至于后来打伤了几个人。一追查当然有我的责任，再加上瞒报土地问题，这就成了“钉子”。
我们大队民兵营长赤志章也当过“钉子”，住了一个多月“黑屋”。因为他所包的队1960年春“锐减17个人”，这就成了“钉子”。甄别时他说，我包队不假，可我没有包群众的伙食呀！管伙的杨万山根本不听我的话！调查此事的人来村里一调查，就给放了。原来他得罪了一位队干部，运动开始时，只要有一个人告状，就抓人。在“先把运动轰起来，讲政策那是运动后期的事”理念驱使下，工作非常粗糙。诸如一个人打死几个人的事情，乍一听很严重；经调查，又都“事出有因，出入很大”。1961年1月31日，南阳地委做出了《关于前几年所犯错误的深刻检查》，对前几年基层干部违法乱纪问题，承担了领导责任。这以后，所有被抓进“集训班”和“特训班”，乃至进囹圄的干部，全部“无罪”释放，绝大多数还恢复了原职。
我1962年辍学后，当7年生产队会计。期间没有听说哪一个大小队干部为工作而违法乱纪的，倒听到不少大小队干部说，要不是怕当“钉子”，住黑屋，早就想揍某某了……恨的直咬牙，却怒而有度，对“拔钉子”的忌惮，由此可见。
所以，权宜之计也是“计”，“重症”必须用“重剂”，我对“民主革命补课运动”的看法，就是如此。
赵宗礼：南阳市新店乡人，出生于1945年，1970年入党，南阳日报社退休记者；河南省范蠡文化研究院理事、副秘书长；50多篇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在《炎黄春秋》、《共识网》、《新浪网》、《爱思想》、《今日头条》等国家级刊物和网站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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